五四运动以后，在科学、民主的口号影响下，中国传统的人物画接受了西方绘画的解剖、透视等科学的方法，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生活，在为人生的艺术道路上，把人物画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融会中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形成了中国20世界50年代人物画的主导风格，其清香直至现在，从而揭开了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物画造型和笔墨表现力的整体水平均有提高，马振声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历史语境当中不断成熟起来，并对中国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的一位中国当代富有功力的艺术家。其《酒歌图》、《爱国诗人陆游》、《逢场》、《春醉八仙》等系列作品，以形写神，突显人物内在精神个性，其笔墨语言既简括又丰富，既强调有力造型又突出写意韵味。他笔墨技艺运用简练、准确、虚实浓淡处理妥帖得当，注重发挥中国传统笔墨的优势，构筑起具有自己鲜明而独特风格个性的艺术世界。
　　一、 在生活中追求“真、善、情”
　　在中国现代的水墨人物画发展过程中，蒋兆和先生那种以线为骨、以墨为肉，在传统笔墨基础上结合西画素描造型元素的表现方法，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根据我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到人间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当时摆着两条路子，一条是普罗艺术，一条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稍有点正义感的人，都会走第一条道。”“不摹古人，不学时尚，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感于中，形于外，笔尖毫底自然成技。”可以说，蒋兆和这些朴实的艺术理念，深深地影响着马振声。满怀“真、爱、情”地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从生活的实践感受出发，真诚地表达情感的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成为马振声一生的艺术追求。
　　“艺术唯情而已”，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真诚（马振声语）。马振声欣赏蒋先生憎恶虚假，崇尚真是；鄙视用上的华贵，尊重高尚的纯朴；反感娇柔的甜美，偏爱兼任的苦涩，并深刻地懂得人世间真情的可贵的艺术态度。由此，他将他全部的热情、激情献给了生活，他将他全部的“真”与“爱”给了他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用真情、真性、真趣、真爱去从事艺术创作室马振声作品构成的一个非常中年羹尧的方面。
　　一路走来的马振声，作为不断成熟的人物画家，他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其主要致力点是深刻地表现生活、表现当代人物，并在现货的生活中追求、表达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情、爱”。马振声早期作品多表现农村、工厂的生活。1964年毕业创作《国家大事》取材于太行山区的山村生活，工笔重彩，画风受永乐宫元代壁画的影响。1977年到西藏深入生活7个月，归来后与朱理存合作，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完成巨幅《酒歌图》，画藏历7月望果节，男女老幼载歌载舞的无比欢畅的场面。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多次深入川东南地区农村，创作《逢场》、《喜得图》、《报春图》、《巴山夜话》、《春醉八仙》等作品。马振声对农村生活题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少年马振声放过牛、锄过草、耕过地，熟悉农村，更熟悉农村的人，喜欢他们的朴实、能干、聪明甚至狡黠，油漆对那些年纪大的农民，总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之情。这些，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得到。
　　在马振声的创作中，不管是现代的生活，还是古代的人物，都创作性地成为他的表现对象。他的笔下不仅刻画出一个个人的不同的人生境遇，而且也刻画出了不同族群富有特色的生活状态。从题材上看，他的作品可以分为新疆风情、凉山彝族生活、四川民俗、历史人物肖像画；从主体上看，一方面表现现实人生的“人情美”，一方面讴歌民族应该保有的“浩然正气”。这些作品无不是他深入地体察生活、感悟生活，观察人、洞察人的精神世界的艺术结晶。
　　马振声认为，表现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和笔墨情趣并不是人物画创作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画家通过人的题材，抒发个人胸中意气。他认为作画要“不为物使、不为形役”， “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从而达到“心手相畅”的境界。马振声测光说：“把笔抒三气——正气、逸气和豪气。”是生活给了马振声真切的感受，是人生给了马振声五金的表达源泉，笔墨的淋漓酣畅正是来自于他在生活中对“真、爱、情”的不懈追求。
　　二、 为“人物立传”的精神指向
　　马振声的人物画创作题材广泛，从普通农民到英雄伟人，从古代文人到现实人生，各色人物在他的笔下得以真诚表现。他一方面深情吟唱人世间的“人情美”的精神，他非常强调人不同于物质的一面，主张“人物画要把人当人来画”。“为人立传”可以说是马振声人物画创作的核心追求。
　　“画家要具备洞察人物心灵世界的慧眼，识其心，捕捉其神，再概括其形。‘形’是基础，‘神’是主宰；‘形’是相对的，可变的，‘神’是绝对的；‘形’的表现是为‘写神’服务。形可力取，神秘妙得。形、神、意、气随落笔而成。”他无论画今人还是画古人，都是选择那些真正使他动情的内容，并力求熟悉对象，把握其精神气质。历代不少画家和艺术评论家均有“惟人物画最难”的感叹。马振声认为现代人物画之难有三：一是人物画题材的社会性，使人物画的发展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二是人作为表现的内容，其精神性，要求传神写心，形神兼备；三是人物造型笔墨技巧的高精性。通过多年的创作时间，马振声深感人物画与山水花鸟画不同，山石草木本系无情之物，画家借物以抒情，在艺术品中使无情之物变为有情之物，画家借物以抒情，在艺术作品中使无情之物变为有情之物，画家借物以抒情，在艺术作品中使无情之物变为有情之物，是谓“移情”。他认为，人非山石草木，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神采、有性格、有精神灵魂的。因此画人首先要传神、写心。正是由于马振声对人物“神、心”的体悟深刻，他的作品才会表现出对生活中的人有惊人的洞察力和表现力，这在他的系列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历史人物肖像画方面，他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塑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叶浅予先生于1983年味《朱理存、马振声画集》所撰前言中谈过历史人物画创作的问题，“绘画形象不同于文学形象，它只能从一个角度刻画人物，很难避免片面性。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对人物多角度地认识，权衡轻重，比较含蓄地刻画其性格特征。画历史人物画，还应该使之符合历史的真实。”马振声的历史人物画创作，可以会所正是从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研究其个性形成的特点和条件，对人物的精神世界作深度的开掘，并结合自己当下的真情真感挥洒而出的。因而，他的画作具有悲壮中豪气冲天的独特表现力，人物的精神气质一泻而出。正如刘曦林所说：“马振声不可能在《流民图》《妻子图》之类悲剧性的表现方面超越蒋兆和，但却完全可以在共享的历史人物空间直逼他业师达到的高度。也正是在历史人物肖像的深入发掘上，马振声有所继承与发挥，又独立一格，堪谓蒋兆和最优秀的传人之一。”
　　三、 艺术语言的个性书写
　　任何一个有作为的画家都必定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个性。马振声认为，传统绘画的基本精神具体体现在笔墨上。如同书法上用横、竖、撇、捺等笔画写出字来一样，中国画业师用不同的笔画画出来的各种形象。画家“外师造化，中得新源”所达到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以及画家的风格个性，正是依靠毛笔的弹性，通过一笔一画不同避风的提、按、顿、挫、疾徐、畅涩和不同的干湿、浓淡在画上表现出来。1988年以后，马振声开始重新练字，把握其意象的宏大气势，揣摩其提捺顿挫的运笔要领。随着对传统精神认识的深化，马振声的笔墨日臻成熟。他逐渐形成了代表自己风格个性的绘画语言——苍劲兼灵秀的用笔、浓厚又不板滞的用墨。
　　马振声强调书法用笔造型。书，心画也。依靠毛笔的弹性，提按顿挫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使心灵的感悟畅达笔端，心与神会，由意引气，以气达力，纵横铺排，因势而成形，形神意气落笔而成，无疑这是一种最高的造型境界。这是的形，既不是程式的，也不是直觉客观存在的，而是经过从整体关照，发于心源，注入了创造灵性的意象化的形。这绝不是一般概念的夸张，也不是单从形式出发的变形，更不是那种心猿意马似是而非的“写意”。马振声在创作中非常注重写意人物画的“写意”。马振声在创作中非常注重写意人物画的“写”，亦即笔墨之于造型和整体审美观感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用笔耕趋于简括、松动，渲染与用笔相结合，以增强表现的丰富与生动性。他作画喜用硬毫、破笔，纸用高丽纸，因其毛涩强韧，经得住反复皴擦，产生笔墨的厚重感觉。《聊斋》一画，用笔接近古代山水画渴墨一路，而皴擦渲染得宜，表现得很润泽，也很厚重，毫无干枯浮薄的感觉。画新疆风情，他则以多种笔墨手法造成朦胧效果，以表现异乡情趣；他对凉山彝族生活的感受是通过苍劲浑厚的粗笔重墨来表达的；而表现四川民俗，他选择的是润泽的笔墨手法；而画历史人物画，他有一个很实际的体会，认为比画现代人物较少受到西画素描的约束，更便于进行变现技法的探索，简率大气，淋漓酣畅，干湿浓淡相宜，富有韵律节奏。书法用笔转化为绘画的笔墨表现，并借鉴了山水、花鸟画的丰富用笔技巧，这些，在马振声的人物画创作中都体现得非常充分。
　　马振声对中国画的造型有着独到的见解，并认为东西方造型观念有根本不同。在他看来，认为中国画是“以线造型”并不确切。谈及中国画的造型，唐代张彦远：“夫像物，必在于形似，形似必全齐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就是说中国画的造型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充满笔墨情趣的意象的形，即所谓“用笔造型”、“落笔成形”。他认为，这种造型不是对客观对象的抄袭拷贝，而是形与气结合产生的更高境界。“落笔成形”不是靠理性分析思考而是靠感情的流露，是灵性的东西。因此，中国画的造型训练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同于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否则只能形成造型和笔墨两张皮的情况。他力图在作品中体现得是造型与笔墨的融会合一，他的系列作品则正是体现了他这种艺术语言的追求。
　　四、 对传承与创新的认识
　　对于中西方艺术，对于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马振声有着自己的理解。中国画室发之于心的艺术创造形式。中国画从一系列的特殊性。如石涛所言，“心有所著，弄笔为快”。
　　“中国的人物画创作，有着深厚的传统和长久的历史，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今天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于表面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我们必须沉下去，从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层去推动。处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合、大冲撞的时代，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回避的态度，视而不见是不对的。相反，应该是积极主动地去认识和了解，从东西文化联合的角度、从东西文化冲撞的角度来审视自己。无论如何，站站时代的高度研究传统、吃透传统是发展和创新的首要条件。”马振声说：“近年来，中国人物画的创作西区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比如用喷、染、刷、印制，做出各种激励效果，这无疑丰富了我们的绘画语言。我以为仅此创新是不够的，还缺乏深度。”
　　马振声认为，外国艺术课借鉴的地方很多，现代许多中国画大师如徐悲鸿、李可染、蒋兆和等均在中国画中融入了西画之精华，使中国画传统有所发展。但是在他看来，“借鉴不能变成替代，必须立足于传统之上，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新”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传统发展的必然。“从民族的、个性的起点上发展，才是创新的正路”。在他看来，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是艺术创作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回事，不能分割开来。“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是什么，特点是什么？然后再根据所处的时代现实生活和你自己的思想感情、激情去发挥”。
　　他认为，当下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不能为出新而新，中国画的传统并不是保守，西方现代派艺术也不等于新。中国画的创新必须在传统而不是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马振声所期望的创新，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上的创新，一切学习西方的目的只为我们本民族的绘画增添有益的养分，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中国画家只有站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之上，深沉地埋下投去研究传统，并汲取各方面的营养，“新”便会因个体画家的不同，自然而出。“一个艺术家找好自己的艺术坐标，把个性显现出来，这就是标新立异，为新而新绝对是一条死路。”中国画的现代化是一条漫长求索之路，马振声正是通过几十年的辛勤艺术实践，深刻地体悟着中国画的传统，努力展现着自己的艺术个性，并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他的画深植于传统又力图创新，讲究传统笔墨情趣、诗书画结合，利益现实生活，表现人生百态。他的画或有力、富有动感；或呈现平和的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或通过历史人物，揭示民族精神。可以说，马振声的绘画整体上呈现出平和美与崇高美交相呼应的审美青苔，展示着他对中国画“传承与创新”的实际理解。也正因此有人说，马振声是“稳健的革新派”。
　　“墨海中立意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马振声几十年的艺术创作还是切要的。他笔墨酣畅潇洒，用笔适度而充满张力，为人生、为生活写尽了画家之真诚、热情。其人物画创作除继承了蒋兆和的艺术观念之外，在笔墨的追求上有所突破，充分发挥线与墨的作用，造型概括，充满意境。社会需要有民族文化精神力度的人物画作品产生，或许正因如此，高擎中国人物画“为人生而艺术”大旗的马振声，以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面貌，为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是毋庸质疑的。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  尹成君（发表于《美术》杂志2010年3月总第5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