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生活,创造”的教学原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不断积淀中向前发展,“写生、临摹、创作”是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规律,也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所以这是科学的。石鲁在西安就鲜明的提出要一手抓生活,一手抓创作。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但是没有生活的体验,没有新鲜的生活感受,文化缺乏新的内容,就谈不上创作,所谓“质沿古意,文变今情”,离开了这个基本规律,国画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
2、 在中央美院学习阶段,最大的收获一个是对传统的认识,一个是对生活的热爱,我们的老师在继承传统和创新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蒋兆和先生,他跟时代融合在一起,用传统的笔墨,结合了西方科学的写生方法,表现了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创作出了划时代的巨作;李可染先生用最大的功力研究传统,用最大的功力到生活中写生,突破了传统的表现方法,为山川立传,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审美形式;叶浅予先生在教学中提倡“写生、临摹,创作”三结合,他有一整套“四写四临”的教学方法,在表现舞台戏曲人物上创造了自己艺术成就。
3、 发展中国画“续接”是重要的,但是中国画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续接”,她的生命在于创造,必须在传统的根基上,结合个人的生活感受进行创造。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是写意的,中国的绘画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精神,因此我觉得学习中国画的切入点还是应该在“写”上做文章,这是跟西方绘画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我主张书法应该作为中国画教学的一个基础课,因为出发点不同,所以要建立新的书法课,比如通过书法课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各个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书法本身就是造型艺术,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抽象艺术,反映了中国形式构成的美学思想。
4、 中央美院1949年解放以后,师资队伍基本上来自三个方面:延安的革命艺术家,一部分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美术家,和徐悲鸿从原来中央大学艺术系带来的优秀教员。中央美院重视创作,而且特别关注时代和人的命运,重视反映时代精神,徐悲鸿先生特别重视写生基本功,重视创作和重视写生基本功这两点在当时的艺术院校中最突出。成立国画系以来,对于传统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很重视对传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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