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艺术观念的不断涌入，中国传统的人物画接受了西方绘画的解剖、透视等科学的方法，在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生活、“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上，把人物画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形成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人物画的主导风格，其影响直至现在，从而开始了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物画造型和笔墨表现力不断演进，马振声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历史语境当中不断成熟起来，并对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的一位富有功力的当代艺术家。其《酒歌图》、《爱国诗人陆游》等系列作品，以形写神，突显人物内在精神个性，笔墨语言简括丰富，造型有力并突出写意韵味，虚实浓淡处理妥贴得当，注重发挥中国传统笔墨的淋漓表达，构筑起具有自己鲜明而独特风格个性的艺术世界。

　　一、在生活中追求“真、爱、情”

　　在中国现代的水墨人物画发展过程中，蒋兆和先生那种以线为骨、以墨为肉，在传统笔墨基础上结合西画素描造型元素的表现方法，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根据我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到人间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当时摆着两条路子，一条是普罗艺术，一条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稍有点正义感的人，都会走第一条道。”  “不摹古人，不学时尚，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感于中，形于外，笔尖毫底自然成技。”可以说，蒋兆和这些朴实的艺术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满怀“真、爱、情”地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从生活的实践感受出发，真诚地表达情感的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成为一生的艺术追求。

　　“艺术唯情而已”，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真诚(语)。欣赏蒋先生憎恶虚假、崇尚真实；鄙视庸俗的华贵，尊重高尚的纯朴；反感矫揉的甜美，偏爱坚韧的苦涩，并深刻地懂得人世间真情的可贵的艺术态度。由此，他将他全部的热情、激情献给了生活，他将他全部的“真”与“爱”给了他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用真情、真性、真趣、真爱去从事艺术创作是作品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路走来的，作为不断成熟的人物画家，他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其主要致力点是深刻地表现生活、表现当代人物，并在鲜活的生活中追求、表达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情、爱”。早期作品多表现农村、工厂的生活。1964年毕业创作《国家大事》取材于太行山区的山村生活，工笔重彩，画风受永乐宫元代壁画的影响。1977年到西藏深入生活7个月，归来后与朱理存合作，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完成巨幅《酒歌图》，画藏历7月望果节，男女老幼载歌载舞的无比欢畅的场面。80年代初、中期，他多次深入川东南地区农村，创作《逢场》等作品。对农村生活题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熟悉农村，更熟悉农村的人，喜欢他们的朴实、能干、聪明甚至狡黠，尤其对那些年纪大的农民，总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之情。这些，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得到。

　　在的创作中，不管是现代的生活，还是古代的人物，都创造性地成为他的表现对象。他的笔下不仅刻画出了一个个人的不同的人生境遇，而且也刻画出了不同族群富有特色的生活状态。从题材上看，他的作品可以分为：新疆风情(如《戈壁龙沙起，花开分外红》、《赶集》)、凉山彝族生活(如《火祭》、《火把节》)和四川民俗(如《逢场》、《春醉八仙》)、历史人物肖像画(如《屈原》、《陆游》)。从主题上看，一方面表现现实人生的“人情美”，一方面讴歌民族应该保有

　　的“浩然正气”。这些作品无不是他深入地体察生活、感悟生活，观察人、洞察人的精神世界的艺术结晶。

　　他认为，  表现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和笔墨情趣并不是人物画创作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画家通过人的题材，抒发个人胸中意气。他认为作画要“不为物使，不为形役”，“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从而达到“心手相畅”的境界。曾说：“把笔抒三气──正气、逸气和豪气。”是生活给了真切的感受，是人生给了无尽的表达源泉，笔墨的淋漓酣畅正是来自于他在生活中对“真、爱、情”的不懈追求。

　　二、为“人物立传”的精神指向

　　马振声的人物画创作，题材广泛。从普通农民到英雄伟人，从古代文人到现实人生，各色人物在他的笔下得以真诚表现。他一方面深情吟唱人世间的“人情美”，一方面慷慨讴歌民族该持有的“浩然正气”。不疲不倦，执着前行。他认为，人物画之先要——传神、写心。基于中国水墨人物画所强调的“以形写神”、“传神写意”的精神，他非常强调人不同于物质的一面，主张“人物画要把人当人来画”。“为人立传”可以说是人物画创作的核心追求。“就像李可染先生所说，他画山水是为山水立传，那么我们画人物画，应该是为人物立传。我们有很多可歌可泣，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他们使我感动，有一种使命感要为他们造像。比如辛弃疾、陆游、还有李清照，这3个人生活的年代都有山河破碎的共同时代背景，都在自己诗词作品中表达过激扬的爱国情怀，并各自有其光辉成就。画他们不是出于‘任务’，而是有感而发，基于对他们特殊的敬重之情。而且只有充满激情，才最能尽其笔墨之所长。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表现的过程中，也抒发了我自己胸中的正气，逸气和豪气。故而传统优秀人物画能以简约的笔墨做入木三分的心灵刻画这无疑是一种最高的造型境界。(语)”

　　“画家要具备洞察人物心灵世界的慧眼，识其心，捕捉其神，再概括其形。”“形”是基础，“神”是主宰；“形”是相对的，可变的，“神”是绝对的；“形”的表现是为“写神”服务。“形可力取，神必妙得。形、神、意、气随落笔而成。(语)”他无论画今人还是画古人，都是选择那些真正使他动情的内容，并力求熟悉对象，把握其精神气质。认为现代人物画之难有三：一是人物画题材的社会性，使人物画的发展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二是人作为表现的内容，其精神性，要求传神写心，形神兼备；三是人物造型笔墨技巧的高精性。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深感人物画与山水花鸟画不同，山石草木本系无情之物，画家借物以抒情，在艺术作品中使无情之物变为有情之物，是谓“移情”。他认为：人非山石草木，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神采、有性格、有精神灵魂的。因此画人首先要传神、写心。正是由于对人物“神、心”的体悟深刻，他的作品才会表现出对生活中的人有惊人的洞察力和表现力。这在他的系列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历史人物肖像画方面，他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塑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聊斋》一画，着重把握的是蒲松龄人生的悲剧性。他不是依据传世的蒲松龄影象，而是按照自己对山东人的印象塑造了一个画家心目中的蒲松龄晚年形象：月光如水，蒲松龄背向而立，蓦然回顾，眼中闪现出冷峻的光。作人物画，十分重视眼神的表现，总是等全部画完，斟酌再三，才最后点睛。画《聊斋》，对蒲松龄眼神的处理，正是力求扩展人物心理空间的塑造。他说：“从心理上把握，才能接近于对象”。